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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道德教育现代哲学基础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道德教育有几千年的历史，道德始终是哲学思考伦理价值的首选。道德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是引领时代道德发展的标志。柯尔伯格，美国著名的道德教育家（Lawrence Kohlberg）他曾经说过：“道德哲学和道德心理学是研究道德教学的两个基本领域。道德心理学是研究什么是道德发展，道德哲学探索什么是道德发展。在我们为道德教育找到合理的基础之前，我们必须把心理学上的“是”和哲学上的“应该”结合起来。“[2]然而，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道德实践领域还没有很好地实现两者的结婚。而且，教育者的观点和行为很少从道德教育哲学和道德教育心理学出发。这种情况在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基础教育高校道德教育中非常明显，直接表现为道德教学的人为痕迹随处可见。“如果人们对道德思想家很少直接就道德教育问题发表评论而感到失望，那么教育者就不能或很少有意识地利用道德哲学的成就，这可以被称为教育的不幸。[3]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教育工作者仍然缺乏对道德教育意义的深刻反思，思考和处理如何开展道德教育、如何开展道德教育等问题，也缺乏积极寻求道德教育研究成果的概念。100多年来，道德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对更新教育理念、促进道德教育现代化发展无疑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像著名教育思想家乔治·奈勒·奈勒（G·F·Kneller）“哲学解放了老师的想象力，引导了他的理性。”教师可以追溯到各种教育问题的哲学根源，从而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这些问题。通过哲学思维，教师致力于系统地处理人们已经理解和提取的各种重大问题。那些不运用哲学思考问题的教育者一定是肤浅的。一个肤浅的教育者，可能是好的教育者，也可能是坏的教育者——然而，好的必须有限，坏的情况越来越糟。[4]因此，和所有的教育工作者一样，幼儿教育工作者也应该首先成为一名道德思想家，探索儿童的道德发展，以满足《纽约时报》的要求，这样人们的美德才能在生命中得到深刻的培养。

现代化、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对人们提出了各方面的要求，最根本的是要求人们摆脱“知识分子”的困境，适应社会、自然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构建全面和谐发展的道德行人。自然，要完成人类自身的杰出变化，我们必须从儿童开始，让儿童德育摆脱传统的智力，照顾轻道德（自我修养）、许多怪圈，如重教育和轻教育，真正使儿童德育建立在现代基础上。从道德教育哲学的角度来看，当前儿童德育应认真反思和处理以下重要问题：

一是道德教育与习俗教学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道德和习俗都是社会规范，但习俗是非道德的社会规范。道德既有个性又有共性，而习俗是对特定社会的一致性认可或权威规定。对于儿童道德教育来说，如何看待道德与习俗的关系涉及到对儿童道德价值的不同理解。一些幼儿教育工作者倾向于认为，儿童仍处于道德睡眠阶段，涉嫌“小题大作”。他们通常用习俗教育代替道德教育，认为孩子只需要遵循。显然，“单纯服从不是道德，道德不仅仅是盲目接受习俗和传统”

二是道德、社会准则与个人选择的关系。孩子需要自己的道德选择吗？很多人认为孩子太小，不知道如何选择。其实，这是对孩子作为道德主体的极大漠视。忽视儿童的道德选择，道德教育只能是成人的意志，是成人的随机干预和强迫控制，培养的只是一种“顺从”的道德。“道德”作为道德哲学的公共设施，不仅指服从和适应特定社会认可的习俗和规则，而且指个人在面对不同标准和行为时所做的选择行为。”[6]道德思想家弗兰克纳纳（William·K·Frankena）“道德的产生有利于个人的美好生活，而不是对个人进行不必要的干涉。”道德是为人而产生的，但不能说人是为了体现道德而生存。[7]反映现代德育思想，教育部2001年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规定，幼儿园必须“提供自由活动机会，支持儿童积极选择，计划活动，引导他们通过各种努力解决问题，不容易放弃克服困难”。(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以下道德心理学)

第三，纪律与道德发展的关系。教育工作者习惯于将纪律解释为服从外部强加的各种社会准则，这是控制儿童的一种手段。这种纪律观值得认真反思。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认为，“纪律是整个教育过程的结果，而不是一些特殊的方法”。作为教学结果，其目标状态表现为“自觉纪律”（即无论是否有监督，主体都能始终做出正确的行为）。[8]与上述两种不同的纪律观点相比，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道德主张和明显不同的道德教育取向。前者纪律是一种工具，具有很强的成人取向，但后者纪律已成为发展的目的，是一种儿童取向。纪律不再是束缚儿童自身的一种手段，而是一种有利于儿童成长的发展性纪律，即实现纪律教育由外部控制向内部自我调节的适当转变。

以上三个方面相互关联，重点是道德哲学要求我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重新思考和判断儿童道德教学的建设方向和道德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