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论文发表网，快速职称论文发表、期刊投稿权威机构

分析初中教育不连续性问题的原因

 

（一）户籍制度造成的城市权利不平等

 

目前，我国户籍制度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挂钩，导致当地户籍人口与非当地户籍人口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享受社会福利，特别是在教育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我国现行义务教育就学制度中，按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已成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规划的前提，户籍已成为区分不同地区儿童就学权利的基本条件。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1992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办法》直至200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保障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接受平等义务教育的权利，明确了居住地国家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责任。

 

如果根据上述情况，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了居住国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责任，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也有法律可循，应该能够解决。但事实上，调查结果显示，仍有42.3%的家长认为户籍制度是流动儿童难以继续在广州读初中的重要原因。就广州市为流动儿童升学制定的一系列措施而言，44.84%的家长认为手续繁琐，这阻碍了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广州公立学校学习。

 

目前，广东省出台的流动儿童相关政策仍无法摆脱户籍的束缚。以广东省2010年6月23日发布的《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为例，大多数农民工对学历和职称的要求相对较高。就与户籍制度挂钩的教育政策而言，积分结算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只解决了高质量、高收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而对于那些为城市做出贡献但收入低、处于下层社会的农民工，其子女教育问题却被悬而未决。这种户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歧视低收入群体的特点。从教育公平理论的角度来看，每个社会群体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教育权利和机会，享受相同质量的公共教育资源服务，接受相同的教育待遇，享受相同的学业成就和就业机会。目前，这种户籍制度的潜在不公平性是流动儿童不连续接受教育的重要原因。

 

（2）政府间的利益博弈阻碍了“两为主”制度的有效实施

 

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中国通过“分权”和“让价”向地方政府发放原集中在中央（或国家）的权力，将原高度集中在国家的部分财政收入转移给地方政府。这种行为将给地方地市政府更多的实质性权力。但同样，随着权力的发展，地方和市政府的社会责任也在增加，成为利益明确、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最大化该地区的利润，地方政府有时会不可避免地与中央政府的目的产生错误。因此，在中央决策的实施中，它将比过去更多地考虑该地区的各种切身利益，并通过各种制度寻租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以确保其自身利益的有效实现。 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决定》确定了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两优先”政策，即提出“流入地政府管理、全日制公立中小学、各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儿童和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这说明中央政府明确将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责任转移到流入地政府身上。然而，从利益博弈的角度来看，“两为主”政策并不能很好地协调流入地政府、中央政府和流出地政府的利益。而这场“利益争夺战”的关键是教育投入。

 

目前，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义务教育的资金支持是以户籍人口为统计口径的分配方式，即只统计当地户籍和当地常住儿童的数量。这样，当流动儿童离开户籍所在地时，一方面客观地减轻了流出地政府义务教育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流入地政府的义务教育不能得到中央政府相应的财政支持。这种教育统计和拨款方式使流动儿童成为义务教育的灰色地带5。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颁布了“两优先”政策，对流入地政府提出教育要求，“支付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本质上是“解除教育权力以提高其合法性”，这无疑会增加流入地政府的财政负担。此外，由于大多数流动儿童目前在农民工子女学校学习，而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学校无论是教师配置还是教学环境都不能满足办学要求。为了为流动儿童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流入地政府必须规范和整理，这意味着流入地政府增加了巨大的财政支出。

 

经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在“两为主”政策实施过程中，中央和流出地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几乎不需要承担任何费用。相反，流入地必须承担绝大多数流动儿童的费用和责任。这显然不符合流入地政府最大利益的实现。因此，在这种“权利义务不平等，特别是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情况下，流入地政府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开始与中央和流出地政府展开“拉锯战”，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流动儿童的约束性政策，如流动儿童上学需要支付赞助费、建立积分制等，阻碍了“两为主”制度的有效实施。

 

可以看出，流动儿童小学到初中的不连续性不仅是其表面户籍制度的障碍，也是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博弈，其核心在于教育投资。因此，解决流动儿童初中不连续性问题，不仅要强调户籍改革的表面，还要注意利益集团背后的协调分配，需要相关部门的整体协调和修订，使各方权利、责任和利益达到基本平衡，使整体利益最大化。